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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崛起
作者:刘杨  发布时间:2020-05-20 09:02:52 打印 字号: | |

大国的崛起


  在历史通识教育中,对春秋时期最基本的概括性描述是“礼崩乐坏”和“五霸争雄”。虽然不同版本的书籍对“五霸”的组成略有不同,但基本共识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必然入围。“五霸”的时间顺序排列,给人的感觉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从春秋的总基调来看,除去春秋初期郑庄公小霸中原以及之后齐桓公九合诸侯期间与楚国的短暂交锋外,贯穿春秋中后期的一直是晋楚争霸,宋襄公、秦穆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或是夹缝中盲目复古,或是昙花一现后自毁前程,或是代理人战争的附带性后果,但这都无法掩盖晋楚争霸的主基调。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晋国的崛起之路诡异而戏剧,而真正驱动晋国称雄百年的政策也最终灭亡了晋国。

 

  西周末年,晋穆侯接连生了二个儿子,但因为期间二场战役的胜败不同,分别给长子取名“仇”,次子取名“成师”。当时对取名这件事就是这么任性,什么黑屁股、舂米的、奴才、丫鬟,各式各样。当然,仇的嫡长子地位并没有受名字的影响,仍然在平定叔叔篡权后夺回君位,即晋文侯。其在位期间恰逢二周交替,晋文侯与郑武公共同在西周末年周平王弑父后驱逐犬戎、击杀周携王,是稳定东周初期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实打实的从龙之臣,同时文侯也确立了晋国在河西地区的政治势力。但晋穆侯对成师的厚望与着力培养使得晋文侯在位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无法削减弟弟的尊荣,文侯儿子昭侯即位当年就把这位叔叔封到了比晋国都城的规划建制还大的旧都曲沃,同时大批人才及人口随其迁出,晋国权力分化的局面初现端倪。

 

  自曲沃桓叔(成师)起,历经曲沃庄伯、曲沃武公(晋武公)三代人近七十年的努力,60多岁的武公终于完成了旁支上位的逆袭之路。在这一推翻被当时宗法制度认可的合法政权过程中,祖孙三代所能依靠的必然不是或者不全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而只能不拘一格地任用一群轻礼教、非亲缘、贱尊卑、无长幼的“志士”从而形成了连续数代的野心勃勃、离经叛道、手段残忍的领导阶层。相较于其他早已褪去西周初年“殖民时期”强悍奋进作风的诸侯国,晋国正是在这样一众志向远大、思路开阔、敢作敢为的人手中走上了一条发展捷径。

 

  在那样一个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阶层固化的时期,篡位仅仅是统治阶层内部的轮换,并不如我们想象般与汉末、南北朝等动乱时期一样的民生凋敝。统治阶级的长期内部斗争对晋国的农业生产没有产生过多影响,而一个国土宽广、利于耕种的农业国家仅仅需要短时间的修养就能够迅速充盈国力,默默无闻的齐庄公、韬光养晦的文景二帝,乃至隋炀帝帮助初唐解决口粮问题的含嘉仓,无不是例证。而晋国崛起的速度更是迅猛无比,但在晋国的君侯看来,国际争霸暂可按部就班,“思想政治建设”与“历史传统教育”是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在曲沃一支的上位之路上,祖孙三代先后四次弑君,向历任晋国国君挑起战争更是不在话下。然而,晋武公无法像《楚居》一样用“筚路蓝缕,起于山林”来描绘部族艰苦的创业史,激励来人;无法像鲁国一样用礼仪典章来训导士族官员,恪守职责。他能做的,只是暗自巩固自前人那里通过旁支做大而建立的新秩序,“靖难”成为新生晋国的官方宣传口号,却又格外担心本族的发迹史成为一种政治惯例,甚至激励模板。朝会中,台下诸卿态度积极地认可武公的统治地位,又颇有暧昧而不自然地流露出“你懂的”眼神。而费尽心力的武公也在获得周王室认可后第二年便去世了。

 

  曲沃一支对原晋国大宗宗族势力的压制是绝对而成功的,也必然是血腥而残忍的。但在60多年的“奋斗”过程中,桓叔与庄伯的子嗣势力也伴随着武公成功上位而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虽然在晋武公去世的一定时间内桓庄一支可能并未太过跋扈,但政治强人的余威总有耗尽的一刻。随着时间的推移,晋献公屡屡感到堂兄弟、叔伯乃至爷爷辈的围逼与挤压。大夫士蒍认为桓庄一族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极个别带头人物,建议定点消除再大规模围剿,并主动承担“脏活”。之后一年多时间,士蒍成功离间桓庄一族,迫使部分关键人物叛逃,引发自相残杀,进而聚于一城一举剿灭。

 

  在解决内部忧患之后,晋献公开始对虢国、虞国发动进攻,逐步打开进军中原的道路。而造反派出身的领导阶层总是善于,或者热衷于发现新的造反派。看着权力日趋稳定、国家事业蒸蒸日上,晋献公在清洗桓庄一族后总陷入一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被迫害妄想,但又苦苦找不到针对主体。献公五年,伐骊戎,获骊姬及其娣。女子在史书上登场总有转折性事件发生,更何况还是外族女子,而骊姬也不负众望地为献公久难释怀的梗阻拨开了迷雾,为献公无处安放的疑心找到了目标,更阴差阳错地为晋国政治体制改革扳下了一个颇具前瞻性的道岔。

 

  从《国语•晋语(二)》中的记载看,假如当代宫斗剧中的险恶内廷女眷需要如同行会拜关二爷一样认个祖宗的话,骊姬一定是不二人选。或言祸国红颜,必称妲己褒姒。且不论《史记》中关于西周末年的记载已初具志怪传奇小说的模样,单就《竹书纪年》《系年》的记载也基本推翻了“烽火戏诸侯”这一周平王为掩盖其弑父自立而拟定的官方宣传通稿。而骊姬凭唇舌之巧、机变之能,尽毁申生伟光正的高大形象,期间言语展现出的对人性的洞悉、对政治的敏感、对权谋的熟稔以及以缜密逻辑贯穿的“理性”思维,实在看不出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与我们有什么差别。

申生受骊姬迫害,一根筋地寻死;重耳、夷吾为免于受戮,颠沛地出奔。当时的献公朝局,唐叔虞一支的大宗和桓庄一族已被屠戮殆尽,献公自己亲生的死的死、逃的逃、小的小,但工作总要有人做,自己人没了,那就外人来嘛。于是,骊姬“帮助”晋国完成了一项连管仲都无法企望的政治制度改革(管仲在齐国进行的人事制度改革只限于一般性基层岗位)。在无法以血统确定职位高低的情况下,才能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士蒍、里克、卻正、丕郑、郭偃、吕甥等一大批外姓、边缘近支宗族的能人迅速崛起。而晋国“诡异的改革之路”才刚刚起步。

 

  之后的五年间,骊姬的儿子甫一继位就被里克、丕郑杀害。借助二人反水而回国的晋惠公(夷吾)又旋即杀害里克,同时撕毁对秦国允诺的为帮助自己回国而割让的河西河南之地(“朝济而夕筑版焉”的出处)。继而为扭转因此引发的舆论风波,晋惠公启动了恭太子申生的改葬项目。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转移舆论注意力,更重要的是利用晋国中上层阶级对申生品行的怀念,通过改葬行为将其树立为一个被当前统治者认可的道德楷模。但在具体实施中,这种目的和想法并未得到有效传达贯彻,反而成了一场申生生前光辉形象与死后被晋惠公瞎折腾的鲜明对比,乃至申生自己都掀了棺材板,闹出找晋国大夫哭诉要弄死晋惠公这等灵异事件。而后,晋惠公在秦晋两国接连发生灾荒过程中表现的幼稚与短视让其更加内外交困,之后秦晋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引发战争,继而晋国大败、惠公被俘。

 

  虽然国内部分强硬势力对晋惠公拒绝割让国土的行为表示赞同,但由于其在掌权期间诸多低劣乃至无耻的表现,连出嫁到秦国的大姐对惠公能否生还都深感忧虑,不惜带着秦国的太子、公主自焚来防止秦穆公对惠公有所不利。而晋国内部对于惠公先前行为引发的战争及其后果产生了质疑进而引发重大分歧,这时惠公派人回国为自己造势,骊姬之乱引发的外姓人才崛起在此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吕甥——之前只在惠公回国期间稍有着墨的人——将晋国的制度改革推向了经济和军事层面。

 

  吕甥在了解使者的意图后,紧急构思了一出悲壮而振奋的大戏,他不仅是这出戏码的编剧,更以一个矫诏者的身份编写了晋国两项重大制度改革的脚本。当众多士大夫或愤懑、或狐疑、或沮丧地聚拢在朝堂之上时,使者根据吕甥的预先布置以惠公名义将国君的土地分赏给在场人员并转达国君主动承担战败责任的意思表示,希望大家勿以“余一人”为念,尽快奉立太子圉以遏制秦国可能采取的胁迫行为。士大夫被“惠公”质朴而热忱话语感动得涕泪横流。吕甥作为“普通群众”中的一员,振臂一呼:国君蒙尘他乡,不想着早日回国而是让太子掌权,还赏赐大家,这样的恩惠也太大了,大家要怎么报答国君?此时台下诸君如逢甘霖般异口同声地吼着:你说个话,都听你的!

 

  “晋于是乎作爰田、作州兵”。

 

  《左传》在爰田与州兵上都没有写明是谁在“作”,或许吕甥在这项制度改革中仅仅是个推动者,而改革内容的最终敲定是当时朝堂上的一众士大夫。抛开制度的现实影响力,单论这一事件的程序性意义都比自由大宪章牛逼,后者只是限制王权、保障私有权益,晋国是直接把君主的地给分了!

 

  所谓“爰田”是一项土地所有制改革,以公室土地进行封赏,同时开阡陌增加耕地,允许土地私有,从而改变原有的封赏制度和土地所有权体系,甚至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劳作关系和国家权力象征的税收征管关系都随之改变。所谓“州兵”是一项军事体制改革,将非国人的晋国城市周边人群纳入征兵范围并按需缴纳军需物资,扩大了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和财税来源。吕甥在机缘巧合下规划的晋国经济军事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国内的生产、战备积极性。在经济方面,用土地封赏刺激卿大夫干事创业;在军事方面,将参与军事行动这一贵族特权下放,扩大征兵范围,军队数量陡然上升,也为下层民众打开了进身途径,生产与参军热情不断高涨。加之献公、惠公二代为维护君主统治而实行的对公族势力的打压政策,外姓大夫凭借自身能力迅速上位,在惠公被俘后又通过矫诏推行更为激进而实际的激励政策,顿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度创新、开放搞活的热潮。

 

  制度创新的推动力就是如此巨大,我们常识性认为的晋国腾飞开辟性人物晋文公仍长期在外流亡的年月间,晋国在没有国君主政的状态下,通过内部高层自发的自救行为将晋国顶层设计向前推进了150多年,而这一制度创新连同对公族的打压政策也作为政治传统被晋国历代国君所遵守。虽然周代礼制在逐步崩溃瓦解,但在别的国家仍然遵循任人唯亲的世卿世禄制度之时,晋国在20年间偶然性政策选择,开辟了一条别国难以企及的发展捷径。这一政治传统也在重耳掌权后进一步巩固,明确要求除太子外的其他公子全部寓居国外,并不断限制国君对国内土地的支配范围,至此君权与卿权开始失衡,直至“夷之蒐”君权完全让位于卿权。之后的百年间,卿权不断壮大,到后来国君仅保有绛与曲沃二都,甚至需要朝见三晋以图自保,分家之后的韩赵魏也依靠祖上“表里山河”的地缘优势和“任人唯贤”的制度优势继续驱驰在战国争霸中。

 


 
来源:渝北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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